袁世凯顾问眼中的普洱茶真是太不一样了

1894年2月,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的苏格兰裔澳大利亚人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Ernest Morrison)博士,怀揣向妈妈借来的40英镑,开始了从上海溯长江而上,穿越中国西南,到达缅甸的为期半年的旅行。他不懂中文(交流主要靠管家、沿途的传教士和随身携带的一本英汉辞典),没有卫队,没有武器,一路上,行李和交涉由分段雇佣的一个中国管家和两个苦力负担。尽管在此之前(1875年)有英国冒险家马嘉里在中缅之间被杀的惨剧,但他并不害怕,因为根据《南京条约》第一条,中英两国有义务保护对方的侨民或旅行者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因此,一路上的保安任务就成了沿途衙门的工作,这既省钱又提高了莫理循在公众眼中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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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川交界处的老鸹滩铁索桥

3月下旬,莫理循离开叙府(今宜宾)向云南昭通走去。他已经对四川的茶叶背夫和川藏茶叶贸易有了很多的了解。此时,无论是饭前还是途中休息,莫理循都会停下来喝茶,在他1895年出版的游记中,有很多他对云南各地品茶的记录和评论。比如,刚进云南的第一站,走过老鸹滩(云南人念成老Wa滩)吊桥,他看到一些“有一些泥巴和竹子建成的客栈,肮脏的桌子上放着六个茶碗,有炉子供旅行者使用”,“能买到的茶叶是劣质的”。在通往昭通大关县的山路上,“每一个转弯处,都有供人休息的茶亭,可以喝到茶,避避似火的骄阳。”他把在大关喝到的茶和广州相比,认为大关的茶贵的是四文钱一杯,便宜的两文钱一杯,“茶水比广州的好而且量多,广州的茶钱则是这里的25到50倍。”
在昭通,莫理循为自己买了“压制成圆饼形的普洱茶。”他接着写道“普洱茶在掸邦(指傣族土司领地)生长,是中国的上等茶叶之一,全中国范围内都用的一种馈赠佳品。在北京的皇宫里,皇帝就喜爱这种茶。然而中印茶叶质量的竞争是很激烈的。我曾把剩下的普洱茶拿给加尔各答蔓果巷一位著名的品茶专家,请他发表意见。他说这茶‘很值钱,利润大,它使我们知道什么样的茶叶才称得上是上等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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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和他的中国雇员们

这里有几个问题要说明一下。首先,莫理循时代,也就是1900年以前,沱茶还没有发明出来,云南销往四川以及内地的茶叶主要是圆形的饼茶,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七子饼茶。其次,由于莫理循并不懂中文,因此,他说这种茶是那个时代全中国的馈赠佳品,这种认识应该更多地来源于当时的社会共识以及书籍和莫理循的传教士朋友们的介绍。第三,那个时代,西双版纳还在车里土司管理之下,清廷对他施行一种宽松的管理,也就是说,只要他进贡时上表归顺就可以。而车里土司今天归附清廷,明天投奔缅甸,导致当时的地图总是在变。不过在这里,莫理循仍然倾向于认为普洱茶是产在中国的,也就是说,他认为普洱茶是在掸邦中的中国部分出产的。第四,尽管那时红茶已经开始在国际市场上流行,印度的红茶出口量已经超过中国,但印度专家仍然认为普洱茶是一种高品质的上等茶!
在路上,莫理循多次遇到上百匹驮着普洱茶的马队向四川行进,而相反的,大批苦力背着沉重的瓷器,包括茶杯、茶碟、茶杯盖、汤匙、饭碗等和莫理循向着同一个方向行走,这些人把江西景德镇的瓷器运到云南来销售,这里的价格是原产地的三四倍。江西的“饭碗和茶杯制作得很小巧、结实、精致,即使是最简陋的瓷器都精心地绘上图案,更别提优质的瓷器,特别是皇家用的了,那上面都绘以最美妙的图案。”由于瓷器相对来说比较贵重,云南的锔碗业就比较发达。好奇的莫理循特地在路上打碎了一个茶杯和茶碟,想得到一个锔过的工艺品。打碎后他才发现,沿路的穷乡僻壤,根本没有锔盆锔碗的。
在东川的一个小村子里,莫理循的队伍“在一个茶馆前的凉棚下休息,清凉的山泉从我们脚边流过。店小二用干净的杯子泡上好茶端到我们面前,还摆了一盘像甘蔗样子的杏仁糖,糖里面放了花生。茶馆里座无虚席。茶客中有一人蜷缩着躺在席子上,用胳膊当枕头,正在熟睡。……”多么悠闲的生活!多么生动的描写!莫理循笔下云南人的闲适与优雅不输成都。
4月13日,莫理循到达了昆明。他从东门进城,来到云贵两省电报局。那时的电报是有线电报,必需架设电线杆。因此,电报局的工作是很繁重的。电报局的技术总管丹麦人克里斯蒂安•金森接待了莫理循。第二天,金森带着莫理循去拜访他的中国雇主云贵两省电报局总办李必昌。(《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的福建教育出版社本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本均将“李必昌”译作“李璧章”,这是两书共同的瑕疵之一。本书其他引文均来自福建教育出版社本)李必昌是广西人,是后来在勐海开设复兴茶庄并写过众多边疆文化著作的李拂一先生的叔祖。李拂一先生的父亲李瑞应就是随他的叔叔来云南做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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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拂一
莫理循写到:“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我,把左边最好的位子让给我,用胖手亲自捧茶给我喝。李的官位比道台还高,他将是下一任蒙自道台,薪俸400两,他希望每年积攒1万到2万两银子。李还是省善后总局总办,其机构成员由巡抚之下的四大高官藩台、臬台、盐运使和粮储道组成。”随后,莫理循对中国的官场贪腐做了一些议论。我不否认李必昌可能存在受贿行为,但他列举的薪俸数字是有问题的。清代官员薪水是很低的,但他们有一笔不菲的养廉银,官越大,养廉银越多。比如云贵总督薪俸加补贴只有几百两银子,但他的养廉银却有二万两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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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中茶佛海办事处发给李拂一的复兴茶庄的内销茶商审核登记证

随后几天,金森又带莫理循拜访了另一个和茶、茶马古道有关的重要人物——云南首富、红顶商人、钱王王炽。早期,王炽靠在云南和重庆之间走马帮运输普洱茶和其他货物起家。随后,他在重庆设立天顺祥票号,在13个省(当时全国18个省)都有天顺祥分号,他在叙府、武汉等地还设立茶行,批发茶叶。在昆明,他“既从事鸦片、麝香贸易,也借钱给省里,并负责向北京交付赋税和存储自回民起义以来其它省向云南调拨的救济款。此外,他还拥有出口大锡的垄断权,在好几座矿山有股份并自己拥有一座铜矿。”(引自法国里昂商会1895年的报告)王炽发财后,还在四川泸州、云南弥勒、开远等地修建了三座铁索桥。他是四品道台,拥有二品红顶子、三代一品封典的待遇。
那天,王炽正和儿子以及家眷们吃晚饭,他把来客安排到客房,点上烟灯、拿来雪茄、端上好茶,请客人自便。吃完饭后,王炽回来和莫理循聊天,谈论澳洲的金矿产业,并请西医莫理循为他把脉,检查了他的身体情况。随后,他们还到王炽的儿子王鸿图开设的杂货铺参观,看他新买来的照相器材和洗相药品。那时,摄影术才发明不久,设备笨重,冲洗麻烦。王鸿图正跟金森先生学习摄影和冲洗技术,他把自己拍摄的老爸王炽的照片挂在自家的堂屋里。王家也许是昆明最早对摄影产生兴趣的人,这就难怪几年后来到昆明的法国领事方舒雅会带回那么多王炽家的珍贵照片,这些照片也许就是王炽的儿子王鸿图亲自冲洗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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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离开昆明时,云南的藩台(官阶排云南官员中的第三位)派给莫理循的护送亲兵。他是东川人,身高七英尺一英寸(相当于2米16),是当时云南军方的形象代表。

离开昆明后,莫理循对大理、保山、怒江等地都有喝茶的记述,对保山的那些描述非常有趣。那天是5月9日,莫理循来到保山的蒲缥。“那天是集日,村民看到一个外国人吃饭,实在是得到一种罕有的愉悦。饭馆前的那条街一度为之阻塞。老板尽力满足所有想同外国人一起喝茶的茶客的要求。”饭后莫理循“向老板指出,他想每天仅用一小块黑抹布擦所有的茶杯、茶杯盖、所有的桌子、溢出的茶水,还要擦碗碟,而使那些家什不脏,实在是荒谬的想法。”尽管莫理循记录得条条是道,但想象一下场景,一个不会说中文的外国人,对着一个搭着一块黑抹布的茶馆小老板礼貌而又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对方除了点头还能有什么动作呢?

莫理循的时代是一个中国和世界互相摸索,互相挑逗的时代,探险家们和传教士们已经进入了中国,他们睁大好奇的眼睛,从内部打量着这个东方神秘的巨人,中国也在悄悄地引进西方的人才,比如赫德就担任了大清的海关和邮政总长,比如莫理循后来就担任了中华民国的总统顾问,但这过程中的文化和情感冲突在所难免。莫理循应该是那个时代偏见比较少的一个西方绅士,他的记述和留存下来的海量书籍、文献、档案,是我们了解清末到民国初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的重要的可信的史料,但由于本文意在云南的茶文化,其他更重要的话题还是留给别人去研究吧!

本文节选自《从大清到中茶》,作者杨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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